孙越崎　资料图

　　1949年初夏，彭德怀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挺进大西北。

　　8月26日，兰州解放。

　　随着解放军的炮声越来越近，玉门油矿成为关注的焦点。

　　玉门油矿，旧中国投入开发规模最大、产量最高的油田，也是世界上开发最早的陆相油田之一。当时，玉门油矿已是一个集地质勘探、钻井、采油和炼油等为一体的现代综合大型石油企业。

　　十年前，在“一滴油一滴血”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玉门油矿累计生产原油25万吨，源源不断地运往抗战大后方，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特殊贡献。　

　　十年后，分公司经理邹明和数万油矿工人一样，希望玉门油矿能够完整地回到人民怀抱，为即将诞生、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贡献热情和力量。

　　为了筹资护矿，邹明南下广州，后到达香港。在这里，他将要与一个人见面。这个人，见证了玉门油矿的诞生和发展，更关乎玉门油矿未来何去何从。

　　他，就是孙越崎。

　　孙越崎，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国近代煤炭石油工业的奠基人，被尊称为“工矿泰斗”。

　　痛心亡国之危　愤而改名

　　孙越崎原名孙毓麒。

　　1893年，孙越崎出生于浙江绍兴平水同康。

　　很长一段日子，在同康长长的山岭上，天一亮就出现一位光脚少年，荷锄去巡山看管竹林；傍晚，夕阳如血，少年背着牛腰粗的柴草，腰弯如弓走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孙越崎与村民们的最大不同，白天劳其筋骨，晚上挑灯夜读，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左氏春秋》、《资治通鉴》、《古文观止》等书籍。

　　16岁那年，孙越崎第一次走出同康村，考入绍兴简易师范学校。第一学期结束时，全班62名学生，他的成绩排在第61位，于是他发愤读书。开学以后，奇迹出现，他的作文从全班最后一名，一跃而为第一名。老师给他的作文批语是：“才大气大，文亦足以举之。孙郎的确不凡，孙郎其勉之。”

　　1913年，孙越崎到上海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中学部念书。1915年，袁世凯为了做皇帝，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来，举国忧愤，定5月9日为国耻日，以志不忘国仇。孙越崎鉴于有亡国之忧，前途崎岖，遂将原名毓麒改为越崎，取意心存救国，务使中国越过崎岖而达康庄。

　　受父亲影响，1916年，孙越崎从复旦公学毕业后，考入天津北洋大学矿冶科，决心走实业救国的道路。

　　出学校　入穷山　勘探开发煤矿

　　穆棱，地处黑龙江省东南部。

　　当时的穆棱尚是一片未开发的处女地，是森林、虎豹狼虫、土匪的世界，道路不通，人烟稀少，冬天气温低至零下40摄氏度。

　　1924年初，中俄官商合办穆棱煤矿公司，在督办蔡运升的邀请下，孙越崎不顾家人的反对，冒着纷飞的大雪，毅然奔赴穆棱，开始了他的事业－－勘探开发煤矿。这一去就是6年。

　　勘探煤矿的日子是无比艰辛的。一天晚上，孙越崎独自去矿区看看，手刚碰到煤车，疼得钻心，赶紧缩手，发现手上的皮被冰黏掉了。他放眼四周，偌大的一片矿山，只有他一个人在又黑又冷的深夜里做事，不由得泪流满面。

　　1927年北京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到该矿调查，认识了这位工作踏实、干劲十足、成绩突出的年轻矿业工程师，对他十分赞赏。在离开穆棱煤矿之前，翁文灏写了一本《吉林穆棱煤矿纪实》。在序言中，翁文灏写道：“今观孙君之一出学校，即入穷山，数载辛勤，卒创大业，其奋发兴起者当如何？”

　　6年筚路蓝缕，穆棱矿区木屋栉比、矿工云集、市尘繁兴、麦豆遍植。不过孙越崎要离开了，飞到异邦去学习世界上先进的矿业技术去了。

　　中国人自己第一次打出了石油

　　1929年9月，时年36岁的孙越崎进入美国斯坦福大学读研究生。两年之后，孙越崎又来到美国东部的哥伦比亚大学矿业学院继续学习。这期间，他参观了美国东部各地煤矿的生产建设过程。后来他又到欧洲英、法、德各国参观了各种类型的大小煤矿，历时半年。

　　1932年秋，孙越崎经苏联莫斯科和西伯利亚返国。他的家当时在日寇铁蹄蹂躏下的哈尔滨。出国3年，回来却变成了亡国奴，他悲愤难抑，在家待了不到20天，就乘车辗转前往北平。

　　1932年11月，孙越崎应翁文灏邀约参加了在南京刚建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即资源委员会前身），先任矿室主任，后奉派担任该会所属的陕北石油勘探处处长。

　　在陕北延长，孙越崎组建了中国第一支油矿钻井队。在他的带领和努力下，不久，中国人自己第一次打出了石油。

　　与卢作孚达成共识　中福煤矿西迁

　　就在孙越崎每天兴致勃勃地在陕北开采石油的时候，他在井架边接到一封电报，展开后看到这样一行字：速到新乡会面，商谈中原某大矿事宜，翁文灏。

　　1934年秋，河南焦作中福煤矿濒临破产，英国大使非常不满意河南省政府对中福公司的领导，要求中福公司直接接受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管辖。

　　焦作中福煤矿是中国储量丰富煤质优良的大型煤矿，当时的规模在中国名列第三，可是当翁文灏和孙越崎带了8个人到达焦作时，看到的是矿上工潮迭起、管理混乱，工资、铁路运费、窑木价款都连连拖欠，已经处于山穷水尽的困境。

　　孙越崎上任以后随即进行人事整顿，淘汰冗员、改进工程，解决特别复杂的铁路运输问题。在孙越崎的接办下，中福煤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入侵华北，焦作中福煤矿面临着被日机轰炸和沦陷的危险，孙越崎决定把煤矿的绝大部分设备拆迁到抗战后方的四川。此决定遭到了一些原中原煤矿公司董事的反对。

　　孙越崎向他们讲了当时可供选择的三种办法：一是不拆不迁，则敌人可用而我国不能用；二是完全破坏，则敌我都不能用；三是拆下运走，另在后方找矿区开采，则敌人不能用，而我国可以用。同时说明拆走的器材产权仍属于他们，在后方采矿所得的利润也归他们。反对的人被说服了。

　　英国中福公司的代表也反对拆迁，说他们英国与日本是友邦，日本人来了不会损害他们英国人的权益。孙越崎说：“日本帝国主义是你们英国人的友邦，但它是我们中国人的敌人，我们不能允许敌人利用这些设备来侵略我们，一定要拆！”最后英方代表请示伦敦董事会，也同意了拆迁。

　　孙越崎组织全矿员工进行拆迁地面和井下的机器设备和材料，冒着敌机随时轰炸的危险，装车抢运到汉口，却找不到可以装运设备的船只。就在孙越崎为搬迁交通焦头烂额的时候，在翁文灏家见到了卢作孚。搬迁运输合作办矿的事情孙越崎和卢作孚一共谈了5分钟，便结成合作共赴国难。

　　抗战期间，孙越崎就以这批入川的器材先后与民生公司、资源委员会、盐务总局和四川银行界等相继开办改建了年产50万吨的天府煤矿，和其他3个年产40万吨的煤矿，其产量占抗战期间四川煤炭总产量的50％以上，有力地支持了艰苦决绝的抗日战争。而他领导主持的河南焦作中福煤矿是我国近代煤矿中迁到后方而后没有沦入敌手的唯一的煤矿。

     

　　用蒋介石密电要油桶

　　“我们今年的生产目标是什么？”每天清晨，孙越崎只要走进办公室就会向勤务员发问。

　　“180万加仑！”勤务员大声回答。

　　“我们今年的生产目标是什么？”走到路上遇见员工，孙越崎也常常这样问道。

　　“180万！”员工们响亮地回答。

　　一次，孙越崎在路上遇到几个油矿小学的学生，问他们：“你们知道我们油矿今年的生产目标吗？”

　　小学生马上高声回答：“180万！”

　　这里说的油矿，就是玉门油矿。

　　1941年初，由国防设计委员会易名而成的资源委员会决定成立甘肃油矿局，开发位于西北荒凉地区的玉门油矿，任命能征善战的孙越崎为局长，根据最低限度的需要孙越崎编制了一个需要500万美元的预算，以进口一些关键性的设备。这份计划和预算一拿到行政院会议上就遭到孔祥熙、陈果夫等人的极力反对。

　　会后翁文灏找到了孙越崎，让他与自己去见孔祥熙，孙越崎把开发玉门油矿的计划简单说了一遍，然后说“这是功在千秋的事情，院长批准了，历史会记下您一笔”。最后说“现在主要的难题是要解决500万元美元的经费，如果院长批准，我们绝不浪费一分钱，可以请翁部长监督”。也许是“历史会记下您一笔”的话打动了他，孔祥熙最终被说服了。

　　在油矿成立的那一年，孙越崎就提出玉门油矿年产180万加仑的生产目标。180万加仑汽油，约合5400吨，现在看来是个很小的数字，但在当时那样艰苦简陋的条件下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大大扩充炼油、储油、机修等能力，主要设备要从设计制造开始，还要经长达2500公里的公路运输才能到达矿区，的确是一个艰巨任务。

　　当时蒋介石给孙越崎寄来一份他的专用密电码，要孙越崎直接与他联系。不过，这个对政治一窍不通的书生，即使手握着无数政客梦寐以求的蒋氏密电码，也从未想过做官之事。

　　孙越崎只用这个密电码做了一件事，给蒋介石拍了个请求支持空油桶的电报。蒋介石接电后，立即命令军队后勤部拨3万个53加仑的空油桶到玉门，解决了炼油厂储油的问题。

　　根据史料记载，抗日战争时期，玉门油矿生产的原油量，占全中国原油生产量的97%。在当年的重庆，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口号：“一滴汽油一滴血”，这些原油，有力地保证了抗战最终胜利。　

　　这里也培养了我国第一批掌握现代采油技术的员工，全国解放后开发的油田，到处都有“玉门人”，其中包括大庆油田的“铁人”王进喜。　

　　　领导资源委员会起义

　　1948年5月，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孙越崎担任了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资源委员会委员长。

　　资源委员会是国民党政府重要经济部门之一，从1932年原名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到1948年，已经拥有一千家大中型工矿企业，约六七十万工人，其实技术工人有20多万，很多都有着较成熟的生产经验，孙越崎是资委会最后一任委员长。

　　10月的一天，孙越崎利用国民党社会部在南京召开全国工业总会成立大会的机会，召开一次秘密会议，讨论资委会去留的问题，这次会议他事先没有和任何人商量过。他分析当时淮海战役形势，认定共产党必胜，动员全体同仁和企业完整地留在大陆，为祖国人民服务，部署了“坚守岗位，保护财产，迎接解放，办理移交”方针，让外地参会人员回去内部传达做好安排。

　　12月，蒋介石召见孙越崎，要孙把南京五大工厂（电照厂、有线电厂、电瓷厂、无线电厂、马鞍山机械厂）迁往台湾。孙越崎强调运输、经费等困难，采取拖延的办法。

　　待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告“引退”后，孙越崎即下令停止拆迁。尽管蒋介石通过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多次催促孙越崎，但他找了当时代总统李宗仁，劝说他要为国共两党和谈创造良好气氛，得到了李宗仁的支持。

　　南京解放后，孙越崎仍积极安排资金，抓紧向待解放的中南、西南、西北内地困难企业发放足够的应变经费，使他们维持生产，保持人员不散，坚守岗位。

　　就这样，经过孙越崎千方百计地软脱硬顶，不仅把南京这几个比较现代化的电子企业留给解放后的人民政府，还设法把存在台湾银行的78亿巨款，转回大陆，成为南京五厂恢复生产的基金。 
　　资源委员会所属的上千家国营工矿企业的所有资产，包括数十万职工，3万多名技术，管理人员，都完整无缺地留在大陆。其中，就包括了文章开头提到的玉门油矿。

　　1949年11月4日，孙越崎携眷乘船到天津转回北京，奉派为政务院财经委员会计划局副局长，1950年3月，他由邵力子介绍加入民革，从此开始了他的新的历史篇章。

　　1978年，历史沉重的一页终于翻了过去，年过八旬的孙越崎回到北京，自谦“残烛尚燃，光热甚微”的他壮心不已地重返经济建设前线，奔走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献计出力。

　　1995年12月9日，孙越崎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

　　这位奋斗一生的爱国老人，曾经在中福煤矿的坎坷道路一文中写到，“我一生做过不少错事，但有两件事至今认为是做的对的，第一件是抗战初期把中福煤矿的器材和人员拆迁到后方。第二件是解放前夕，动员资委会全体人员保护厂矿，投向人民。”

　　孙越崎一生中曾多次遇险，饱经磨难。然而，他始终不曾忘记自己实业救国的信念：救国图存，务使中国越过崎岖而达康庄！对国家的热爱，正是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的根源。 （中国青年网记者　朱琪红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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