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的发现和应用，对人类的进化有划时代的意义。可以说，没有火，便没有人类社会，更没有人类今天的发达文明。
早期人们通过钻木取火、火石等方式获取火源。直到火柴的发明，彻底改变了人们取火的方式。
根据记载，最早的火柴在我国南北朝时期发明，但一路走来并没有得到工业化改进。到了鸦片战争时期，国力衰落，偌大的中国反而连火柴这样的生活必需品都不能生产，依靠进口。
小小的火柴着实体现出了当时中国的落后和中国人的无奈，而这一切被一个年轻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暗暗发誓，一定要让中国人用上自己生产的安全火柴。
此后的日子，他不仅用那小小的火柴点亮了大半个中国，更点燃了中国人的希望之火。
他就是被人称为中国“火柴大王”的刘鸿生。不仅如此，他还是“煤炭大王”、“毛纺业大王”、“企业大王”……回望这位爱国实业家的传奇创业人生，今天的我们依然可以从他的创业实践中收获许多有益的启迪。
从贫寒学子到上海滩“煤炭大王”
1906年的上海圣约翰大学，一个名叫O.S.Lien的中国学生引起了校长卜舫济的注意。
42岁的卜舫济是当时上海著名的传教士和教会教育家，在他眼中，这个成绩优异的18岁男孩是个可造之材。
在这所教会学校之外，好学生O.S.Lien的名字是刘鸿生，他来自一个靠寡母支撑的清贫之家。
卜舫济决定栽培这个年轻的孩子：去美国留学深造，学成回国后担任圣约翰中学牧师兼教英文，月薪150元（法币），并提供一座小洋楼供居住。
“因为不想当牧师”，刘鸿生拒绝了校长的“提携美意”，然而令他始料未及的是，校长斥责刘鸿生是“上帝的叛徒”，并将他开除出校。
若干年后，刘鸿生曾这样回忆那时的心境：“那个时候，我在街上漫无目地走着，我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不能在上海滩上占有一席之地，不要怨天尤人，是我自己没有本事；但我就想着要有我的一个位置，你这么去想，就要矢志不渝地这么去做。”
短暂的迷茫后，在父亲老友、宁波同乡会会长周仰山的引荐下，刘鸿生进入英商开平矿务局上海推销处当了一名煤炭推销员。这可乐坏了一心想进入商界的刘鸿生，他知道这是一个好机会，虽然只是个小小的推销员，却足以为他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自幼丧父的刘鸿生自知生活的艰辛，进入开平煤矿上海办事处的他事事留心，处处在意，勤奋用功。一段时间之后，刘鸿生随便拿起一块煤，就可以说出它的名称、产地、成分和特性。他不但留意察访哪些地方用煤，用多少，时间、季节上有什么变化；更用心考察哪些人在购煤上起作用，起多大作用。
刘鸿生对顾客的察言观色，对市场的细致划分与准确判断让他在煤炭市场上很快站稳脚跟，越来越多的用煤商成为刘鸿生的忠实客户。刘鸿生也因为出色的表现赢得了开平矿务局买办的职位。
从上世纪20年代初开始，刘鸿生一方面继续为开滦矿务局开拓煤炭销路，另一方面利用买办的特殊身份从事自己的投资和经营。从借人码头到扩建自己的码头，从单纯的接货到自租轮船运输，从经销单一的开滦煤到销售多种煤炭，市场从上海扩展至长江中下游、从城市到农村。
短短几年的扩张，到20年代末，刘鸿生已经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煤炭大王”。
点亮中国的“火柴大王”
1919年的夏天，河南、苏北地区发大水，大批难民涌入上海、苏州等地。灾民们流离失所，愁困于街头，社会各界纷纷发起救灾活动。此时，时任宁波同乡会会长的刘鸿生也慷慨解囊捐款5万元。
然而在刘鸿生看来捐款显然不是长久之计，他决定办家火柴厂。
为什么选择办火柴厂？众人不解。
多年后回忆起办火柴厂的初衷，刘鸿生如是说：“火柴生产工艺简单，对机器设备要求不高，手工操作量大，办起来容易，也足以安置大批难民。
不仅可以造福于民，在刘鸿生看来“中国之所以受气，是因为没有工业，没有科学”。 在那个工业体系初创的年代，火柴业是一项比较流行的工业。
自鸦片战争后，中国国运衰弱，火柴这样的生活必需品大部分依赖进口。当时市面上到处充斥着来自瑞典和日本的“洋火”，而中国民族火柴工业由于基础薄弱，技术落后，原料昂贵，税收苛重。根本无法同外国火柴生产商竞争，纷纷倒闭、夭折。
1920年，鸿生火柴公司正式开工生产。
起初，由于技术上的缺陷，鸿生火柴厂的火柴一度被同行讥为“烂糊火柴”。
刘鸿生一连几天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查阅化学资料，后来又亲自渡洋外出考察，高薪聘请归国的化学博士，并花巨资购买进口机器。经过半年多试验，火柴的质量问题终得以解决。“鸿生”牌火柴成了名噪一时的名牌产品。
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和军阀的残酷劫掠，以及原材料必须从外国进口的限制，刘鸿生和他的民族火柴工业仍面临着重重危机。
为了摆脱困境和抵御外来竞争，刘鸿生具有前瞻性地提出了“联华制夷”之策。
1929年11月22日到30日，全国52家火柴厂派出代表，汇集上海，成立“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推举刘鸿生为会长。
1930年夏天，鸿生、中华和荧昌三家火柴厂合并成立“大中华火柴公司”，刘鸿生出任总经理。
大中华火柴公司的成立，在中国整个火柴工业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它挽救了当时摇摇欲坠的国产火柴工业。
刘鸿生成了名符其实的“火柴大王”。
然而对于刘鸿生而言，鸿生火柴厂仅仅是个开始。尔后的日子人们渐渐发现“办企业成了他的嗜好”——办了轻工业、纺织工业，又办重工业。办了工业，又办码头、仓库、银行、保险等事业。到1931年底为止﹐刘鸿生的企业投资已达745万余元﹐成为了全国知名的实业家。
战争时期的浮沉与抉择
刘鸿生是个精明的实业家，更是个热情的爱国者。在他的身上有着强烈的民族实业家的爱国情怀。
1937年卢沟桥的炮声震动了全国，也震动了刘鸿生。他积极参加上海抗敌后援会的工作，并担任伤病救济委员会和物资供应委员会总干事和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
为抗日，刘鸿生尽心尽力。尽管公司事务极为繁忙，他仍亲自过问物资募集、调度和伤员安置情况，事必躬亲，一丝不苟，并规定所有单据必须由他亲笔签字。因为刘鸿生始终坚信：没有国家的安定，企业的发展将是非常困难的。
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刘鸿生的企业遭受了巨大损失：华商上海水泥停滞、章华毛纺停业、大中华火柴停工、中华码头遭到破坏、华东煤矿限产缩支、银行业务收缩……他不得不面对何去何从的问题。
在上海即将沦陷时，刘鸿生向国民党政府提交了意见书，提出创设自由商港的意见。意见书代表了绝大多数民族工商业者的心愿，字字凝聚了他们为发展实业、振兴国家经济而深谋远虑的爱国热忱。然而，刘鸿生的满腔热忱换来的却是石沉大海。
为了躲避日本人的拉拢和威逼，以及对国民党政府的无尽失望，1938年6月的一个夜晚，刚满50岁的刘鸿生只身离开上海。
遥望浦东的一座座堆栈和码头、一座座工厂和仓库，禁不住潸然泪下，想到他所拼搏大半生的心血和财产即将落入日军之手，刘鸿生悲痛欲绝。他攥紧了拳头，愤愤地顿足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在香港经过一段时间的修整后，刘鸿生决定重振旗鼓，在后方干一番事业，此时国民党蒋介石发来电报，邀请刘鸿生到重庆主持建立后方工业基地，刘鸿生意识到这对于他重新在内地发展事业是一股东风，同时也可能暗藏潜在的威胁。
但是，他仍然答应了，怀着对未来的期待，刘鸿生来到了重庆。
八年抗战，刘鸿生在重庆先后创办和投资了火柴厂、毛纺织厂、水泥厂等等实业，以惊人的毅力和苦干精神，在几乎一片空白的土地上创造出1000万元的企业，再次成为中国民族工业的“骄子”。
回到上海后，刘鸿生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善后救济工作中，妻子看到刘鸿生苍老的脸庞，对他说：“一转眼我们已快60的人啦。虽然经过八年苦难，总算熬出来了，以后我们可以歇一歇，享享清福了。你说是吗？”刘鸿生没有回答，只是似是若非地点点头。因为他看到刘氏集团的企业都已收回，大批的救济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来，正是大力发展实业的极好时机，他身上又奔腾起了一股创业热血。
但是，好景不长，美好的幻想随着美国商品的倾销洪水湮灭了，等待刘氏企业的是更沉重的打击。
美货泛滥的洪水尚未退去，通货膨胀又如一匹脱缰的野马冲进来。蒋介石发动内战后，财政赤字不断高涨，到1946年，已经到了钱财枯竭、民不聊生的地步。中国民族工业更是到了崩溃的边缘。刘鸿生被迫再一次避走香港。
上海解放后，周恩来派专人赴香港争取工商界人士返回国内，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作贡献。周总理的诚恳、坦率给刘鸿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切身地感觉到共产党与国民党确实有所不同。
刘鸿生在上海积极配合陈毅市长从事经济恢复和救济安置工作，为上海经济的复苏尽心尽力。尽管他当时身体状况很差，仍然带病坚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先后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等职务。
1954年，刘鸿生代表刘氏企业集团正式向政府申请公私合营，纳入社会主义公有制体系，开始了他人生的一次重大飞跃。
有人问刘鸿生是否真舍得，他说：“作为一个资本家，确实有点舍不得；但作为一个民族资本家却又舍得了。……我是靠近70的人了，应该掌握自己的命运，几十年的艰苦创业，就是为了发展民族工业的理想。既然共产党倡导的社会主义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最好途径，为什么我们不紧跟上去呢？等到国家发达了，民族兴旺了，我感到的只能是骄傲和幸福，没有什么舍不得的。”
1956年10月1日，这位曾对中国火柴工业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的爱国实业家，带着对祖国、对事业深深地眷恋，悄然离开了人世，享年69岁。
刘鸿生虽然走了，但他留给了后人一笔丰实的遗产。不仅仅是价值2000多万元的企业，更重要的是一个又一个企业成功的经营管理经验和他开拓进取、知人善任、坚定自信的企业家精神。
为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为了民族的兴旺和发达，刘鸿生怀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跋涉前行，不惧风雨，坚忍不拔，奋斗终生。
他将毕生精力献给了振兴祖国实业的宏伟事业，他所创办的企业至今还在造福祖国和人民。（中国青年网记者 刘敏慧编写）
